与金银一样，铜既是货币原材料，也是商品。朝廷并不强制所有铜都拿来铸币，历朝历代都没这规矩。事实上，直到后世18世纪，英国一度货币匮乏，但仍有接近三成的贵金属用于其他用途，古代就更不可能了。

以大夏朝来说，他们甚至就连收走的25%榷税（以铜块折抵），也不可能全部拿去铸钱。因为铸铜钱不一定赚钱，有时候就是亏的，在铜钱上收铸币税老实说是有点难度的，除非你铸造那种扔地上一摔两半的劣钱。

但剩下的75%，也不一定就全部做铜器了。

朝廷有时候会拿出一部分粮食、布帛采买铜矿，就地铸钱运走。这种情况一般多发于铜坑所在地，也是一种消耗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。

总之，实际情况比较复杂。与其铸铜钱，不如做成铜器出售，因为收益更高。

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。但作为政府，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，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，投放市场，缓解钱荒。

“江西九矿监，一年产铜几何？”

“回陛下，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。”

“太少了啊。”邵树德默默算了算，然后说道。

铸钱是非常费铜的。

唐玄宗那会，最多一年铸造了32.7万缗开元通宝，费铜二百多万斤——算上其他消费，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。

但这就够了吗？还是不够。

比起盛唐，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，产量大大增加，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，铜则不然。

唐宣宗时，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。

五代略微有所下降。

北宋一统后，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，至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已经达到1461万斤，超过唐玄宗年间。

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，还不如唐玄宗那会。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，大多面临储量枯竭、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——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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